4月14日下午，湘潭大学法学楼西附一楼学术报告厅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过道、走廊、主席台下坐满了人。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苏力作客湘潭大学三拱门名家讲坛，以“历史中国法治的特点——从种子产出比切入”为题，为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知识盛宴。

“学习法律不能仅仅着眼于规范，要深入了解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基础。”朱苏力从分析古代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文明特质出发，系统阐释了传统中国法治形成的深层逻辑。他认为，中国作为农耕大国，黄河水患的协同治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现实需求催生了中央集权制度。而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有效维系，得益于中国古代农业惊人的生产力水平。具体表现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种子产出比已达1:20，远高于同期的欧洲。精耕细作的技术、一年两熟至三熟的出产率确保了稳定的粮食供给，促进了人口持续增长；充足的农业剩余为中央财政提供了可靠税源，使得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成为可能。

朱苏力介绍了传统中国“官民共治”的双层治理结构。在“自治”层面，以“齐家”伦理为核心的血缘共同体，通过儒家规范构建社会秩序，形成了血缘与地缘交织的社会网络。在这一体系中，宗族组织主导日常纠纷的调解，行会规范处理商事争议，塑造了“纠纷不出村”的自治传统。在“官治”层面，呈现“皇权不下县”的特征。郡县官员主要精力集中于审理刑事案件与赋税征收，大量民事纠纷仍由基层自治系统处理。这种分层治理模式既保障了国家政令的统一执行，又维持了社会自我调节的弹性空间。

“理解中国法治须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概念。”运用比较法的视野，朱苏力剖析了中西法治传统的本质差异。中国自西周起，便建立了“书同文”的成文法体系，通过统一文字实现了“文治”。中国的法治根植于本土资源，在本土实践中产生的智慧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法治传统。而欧洲则囿于文字不统一，其法治长期依赖口耳相传的地方习惯，司法权往往成为王权扩张的工具。

与谈环节，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特聘教授谢勇、杨翔，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本谦围绕从“法外”视角研究中国法治、反思近代中国对西方法治的借鉴心态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互动环节，参会师生就自己的疑问与朱苏力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学们要善于发现不同学术领域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对不同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融会贯通。”朱苏力勉励大家。

朱苏力是我国享有盛誉的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国务院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研究领域为法学理论、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与人文，出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等著作10余部，其中，《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获“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