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同正在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结成了“穷亲戚”“一家亲”的关系，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发展趋势与发展格局的独特看法。这就是毛泽东的国际关系理论。它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搞清楚这个发展过程，及其与美苏两极格局的关系，对于认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很有帮助。
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时，毛泽东对未来世界格局就作过分析。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里提出：“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尽管有曲折，但是“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不是由少数大国决定的，而是由各国人民来决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些论断，和当时斯大林试图通过苏美两大国的妥协维持战后国际和平的构想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战后世界局势的基本论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在中国迅速形成了苏美等大国插手中国事务的复杂局面。而且，美苏两国都把各自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判断：“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他提出利用美英苏等大国均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有利情况，利用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争取胜利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的方针。同时他估计，在二战结束后维持一个时期的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
1946年4月，毛泽东在国内短暂的和平局面即将被国民党打破的关键时刻，针对党内对于国际局势的一种悲观估计，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
关于两大阵营之间妥协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妥协的范围，“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是独立自主、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这篇重要的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中间传阅过。直到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才一致同意了这个文件，并向下传达。它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在内战爆发前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同时也反映出，在苏联斯大林多次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对国民党实行重大妥协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了一条符合独立自主原则和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国式的战略路线。可以说，没有这样一条战略路线，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不同看法，是在1946年8月，即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之后，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当时，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打得起来。毛泽东却把目光放在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他还预言：“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事实上，在美苏两个格局支配整个世界的时候，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广大亚非拉美地区发生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席卷全球，使得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分割世界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这是美苏冷战时期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事件，新中国的诞生也是这个重大事件中的一部分。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身命运同广大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寄予同情，寄予希望。毛泽东也始终关注着这些国家的新动向。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发展，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实际上退出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这样，民族独立和两大阵营的分化暗流涌动，对美苏两极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成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美苏两极格局之下，国际局势进一步发生新的变化。
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都有了较大提升。
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亚洲大国，其战略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特别是1971年10月25日，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支持和努力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既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重要胜利，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斗争的重要胜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又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各方面加强合作。日本逐步成长为经济巨人，同时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战略上的下降趋势，不得不对这些挑战持容忍和克制态度，并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
东欧各国进一步走上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过分依赖的状况。“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和苏联侵捷事件的发生，使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来自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面对正在变化着的世界，毛泽东最终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他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当时，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先后赢得民族独立，已经由政治斗争转向维护自身发展权利的经济斗争。针对这一潮流，邓小平指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申：“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以前，国际社会大行其道的是建立在“国强必霸”逻辑基础上的强权政治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愿望，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的理论，出现了真正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因而一经问世，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主要的动因，是要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这才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
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始终力图在变动中的美苏两极格局中，为中国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发展国际地位，争取一个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权益的国际环境。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就实现了从赢得国家独立到在世界格局中取得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性飞跃。这种符合中国自身根本利益的战略地位，苏联不可能给，美国同样不可能给，只能靠中国自己独立自主地去争取。
（摘自《奋斗与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追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