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1日

毛主席修改校正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在《解放》第二十八期发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二、袭击战术的要领，三、袭击行动之敌。第三部分提出了十八条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文章指出：以上十八条，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次会议规模之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但对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对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很好的影响。

会议于一月二十七日印发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这篇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报告指出：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提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当天下午，毛主席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关于形势，他指出：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只）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关于集中统一，他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关于党的作风，他突出谈了实事求是问题，强调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对近年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等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提出批评；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此后，二月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建议，把他的书面报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泽东在会上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形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再次作了修改，增加了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分别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64年1月11日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形势报告，提出我们制订（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报告指出：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今年、明年两年的调整时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是搞吃穿用，第二是搞基础工业，第三是搞国防，要以这三点为纲，来制订我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