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由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大国经济研究中心、国际金融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十三届大国经济发展论坛在湖南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五楼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大国经济双循环格局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欧阳峣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商学院院长李军主持。

欧阳峣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沿革和建设情况。他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设，明确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及“开关”的特点。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如何在大国经济框架下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方式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讨论大国的国家能力与金融安全，这是经济学界的重要任务。大家要一道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共同探讨大国经济双循环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相关问题，为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然而，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我国金融业整体实力还有待提高，尤其是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同时对于金融风险问题，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有客观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于两种能力——市场能力和国家能力，市场能力和国家能力是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既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家能力强而稳健的体现。就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来说，中国特有的国家能力主要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和制定并实施经济发展规划的能力。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创新性地基于胎源假说分析了出生季节的收入效应。他发现，秋天出生（冬天受孕）的个体收入更高，收入水平与母亲怀孕中晚期接受的光照时长正相关，且母亲学历低、出生在农村或者南方以及男性个体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政府、社会和家庭必须重视先天性收入决定因素，给予孕妇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弱势孕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新铭研究员通过数据分析探讨了千年变局与百年变局，提出了国际经济中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的转移，进而解析了三驾马车中的双循环格局，国际循环的阶段性与重要性，以及需求端和供给侧视角下国内大循环的双重压力。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教授认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对中国贸易结构和产业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参与的部分生产环节可能被替代，导致贸易量大幅持续萎缩，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产业层面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端跃升，甚至打造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机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军教授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及新冠疫情对其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启示。他认为，美、欧和日韩疫情在短期对我总体经济和端制造业造成负面影响，且使我制造业转向国内市场和欧美之外国家。为此，应当加快核心短板技术研发，提升产业链位势，并深化区域经济融合，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凌霄从微观的主权货币国际化视角考察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表现形式及其演变规律。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多层次的金字塔形状、单一货币国际化程度变动缓慢以及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稳定的特征。金字塔两端具有极端非对称性：中心国主导全球货币政策、享受“超级特权”收益、可能爆发内源性危机且有能力转嫁危机并选择性履行国际最后贷款人功能，而边缘外围国则被动承受中心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承担“原罪”成本、一旦爆发内源性危机则必然引爆货币或债务危机并产生救助需求。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洪联英从跨境次区域合作视角，探究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一带一路”发展的内在机理、实现条件及其关键因素。她认为，贸易投资便利化制约成本的降低，给小国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和生产扩张，但大国在短期中为负效应，长期中只有形成大市场效应和对外投资的资本效应，才会产生正的经济效应。

广州大学李君华教授将索洛模型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下，发现其原始结论都发生了改变。原始的索洛模型严格地依赖于储蓄等于投资的假设。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可将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损耗的影响考虑进来，从而投资不等于储蓄也是可以处理的。由此可发现，储蓄率、金融市场有效性、折旧率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通过结构转型间接经济增长。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曹虹剑教授主持下午的讨论，与会专家们就“大国经济双循环格局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等问题进行交流。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及研究生等参加会议。